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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澤泓:關于志書質量標準問題的認識及構想
2019-09-12【打印】

關于志書質量標準問題的認識及構想

陳澤泓

 

  質量是志書的價值所在,是志書的生命。鑒定志書質量,就是鑒定志書價值、志書的生命力。志書質量標準如何制定,或者說,如何判斷一部志書的質量水平,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本文提出對志書質量標準的幾點認識,試圖為探討志書質量標準問題提供一家之言。  

  一、志書質量標準的復雜性與個性化  

  確立志書質量檢驗標準,無疑是十分重要的事情。作為方志理論工作者,力圖確立一個鑒別志書質量標準的體系,是一個理想的追求。這也是許多專家所致力,許多基層的修志工作者所企望的。志書質量標準雖然是大家所共同關注,卻難以統一,更難以量化,這是由于地方志的復雜性與個性化所決定。  

  其一,地方志是精神產品,其基本特征是自身狀態從內容到形式上的多元化,不像工、農業產品的標準化生產,不像體育比賽有十分嚴密的規則和動作標準,在同一類型產品的不同產品之間、在同一項目不同運動員的比賽成績之間,有著十分明顯的可比性,志書卻不存在兩部志書從形式到內容上完全一樣可以逐一進行比較的情況,即使是同一地區的兩部鄉土志,在內容上也會差異很大。大至全書的體裁運用,小至一個條目的撰寫,都有很大的評判空間。對于不同的部類、分志,也可以有不同的質量要求。對同一志書的內容與形式的質量要求角度不同,評判者眼光不同,評價也不同。志書的價值在于使用,使用的時間不同,使用者的立場不同、需求不同,也決定了對一部志書的評價不一。如清代的一些地方志記述太平天國的活動,在當時可能不被看好,甚至很可能觸犯了忌諱的政治問題,但作為后來之研究太平天國學者來說,這類內容越多,就覺得這部志書價值越高。著名學者梁鼎芬主纂的民國《番禺續志》,堅持遺老立場,一字不提清末革命黨人的活動,盡管這部志書中有不少其他方面的資料;但對于全書的價值評價,顯然要打折扣。前輪新方志記述政治運動“宜粗不宜細”,當時是認同的原則,而后成為憾事。列舉這些例證,說明了志書質量標準的復雜性和多元化。  

  其二,地方志的體裁處于不斷發展的動態過程之中。方志體裁的成熟與基本定型于南宋,如張國淦所言:“方志之書,至趙宋而體例始備。舉凡輿圖、疆域、山川、名勝、建置、職官、賦稅、物產、鄉里、風俗、人物、方伎、金石、藝文、災異無不匯于一編。”從此,中國地方志站到了一條新的起跑線上。但是,這只是一個起點,自茲以來,方志體例仍不斷發展。不僅新方志體例與舊志有明顯的區別,時至今日,新中國第二輪修志,仍然是在繼承前志的基礎上不斷地創新發展。創新的過程是一個探索的過程,很難提出一個絕對的標準判斷創新的正確度。不可能拿出一條公式,說創新的比例是多少、創新的內容與形式是多少、創新到什么程度,就可以打多少分,具體問題一定要作具體分析。  

  其三,地方志編纂出版流程的各個環節都有相對的質量標準。在編纂過程中,有篇目設計、資料征集、志稿編纂(資料甄別、初稿編寫及評審、配圖、總纂、審定)等環節的質量要求。對出版物的編輯、校對、裝幀、印刷等環節也有相應的質量要求。前一過程與后一過程之間有一定的聯系,但卻沒有什么可以絕對量化的制約關系。比如,一本書的編纂水平可能不高甚至相當差,但編輯出版水平卻是相當出色的。篇目設計會直接影響到資料征集的范圍和價值,但并不能代替對資料的考證甄別而解決存真求實的問題。每一個過程中的各個環節在影響全書質量水平上所占的比例也不可能絕對量化。  

  其四,地方志書的質量是針對每一部志書而言的,因而具有很強的個性化。不少問題不可能用量化來解決。如志書篇幅膨脹,肯定是質量不高的表現,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曾經在第二輪修志啟動之際就提出過各級志書的字數指導意見。但是,這不等于光看一部志書多少萬字就可以說明其是否篇幅膨脹。五六十萬字一部志書,也可能有不少水分膨脹,而一百萬字一部志書,也許文字很嚴謹實在。同樣是數字不實,可能是很重要的數字,也可能不是很關緊要的數字,數字差錯多少處與問題的嚴重性并不一定成正比。經常被采用作衡量的一個指標是錯別字率。但是,有的錯字一字之差會導致事物性質之變化,有的數字差異則影響不大,不能光以錯字數量直接進行質量比較。在記述的客觀全面上,也很難規定一部志書要寫進多少內容才能說是全面,要視所記述的地方的基本地情分別而言,例如沿海地區要寫漁業,山區就不一定要寫了。一個地級市所在的區,如何記述位于該區又不屬于其所管轄的新華書店、派出所,這都是很具體的問題,也不能說與質量沒有關系。有一些理論上很明確的事理,實踐起來就不好把握。例如,誰都明白不能報喜不報憂,問題是報喜好辦,報憂到什么程度,什么能報什么不能報,首輪志書中實際上還沒有解決好這個問題。這是很直接影響到質量的問題。再如,對某一人物傳的記述,如果不是對傳主十分了解的話,充其量只能就記述是否完整、文字是否流暢、有無個性特征之類進行評判,但人物不是機械的事物,記述是否實事求是,對這個人的記述定性準確與否,有沒有重大的疏漏或錯誤,就不是不了解情況的評委所能下結論的了。  

  其五,地方志記述內容的多樣性,決定了不可能完全依靠量化衡量其質量高低。例如,數字上的差錯,不能以出多少處差錯來比較,因為,有的數字,如某校有多少學生、老師,數字與事實有出人,與某地GDP與事實有出人,對于經濟社會的影響,后者可能要大得多。又如,對人物的記述,記述一般化,缺乏個性,與記述中對史實有出人,后者與前者的關系,顯然不是能用多少百分比能夠說得清的。劉星提出:“多年來,志書質量,往往是憑‘感覺’,憑編寫者、讀者或志書評論者的經驗、閱歷、知識水平。這是不行的,應該建立一整套的質量標準,使志書的質量控制、質量把關‘有法’可依。當然,我們所說的質量標準可能‘定性’的內容多,‘量化’的內容少,但制定或明確這樣一個標準,使志書的編寫、評論有‘法’可依,總比總是從感性認識出發,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強得多。”這樣說其實是繞了一個圈子。“量化”不能代替“定性”,“定性”必定多于“量化”,那么,跟著感覺走的評估就是評志的方法。這本來就是評判文化作品的規則。沒有什么人能夠準確量化一幅美術作品的分數,志書也是如此。  

  綜上所述,志書的質量標準的檢驗,不能企望于通過提出幾個概念或提出幾條可以硬性套用的尺度就能解決問題。沒有這種包治百病的良方,也沒有以不變應萬變的萬能尺。  

  但是,這并不等于說志書質量的高下就沒有標準。地方志屬于精神文化范疇的作品,可以看成是大型文化作品。在文化作品之間,雖然有許多不可比因素,例如,很難直接將徐悲鴻與齊白石的國畫比高下打分,也很難將《梁祝》小提琴協奏與《黃河大合唱》打個比分高下,因為他們的創作技法、創作思想、創作特色沒有直接的可比系數。很難將芭蕾舞與京劇直接比個藝術水平的高低。但是,同一畫家,他的前期作品與成熟期作品,可以直接區分出風格、技法、構思上的變化及進步與退步。在不同的畫家之間,還是大體可以分得出一流、二流以及不入流的高下之分。對某一芭蕾舞劇團的表演與某一京劇團的表演,行家可以將之歸類為一流的劇團還是二流乃至不入流的劇團。唐詩、宋詞、元曲,不同時代、不同體裁,為什么可以并列而言,就因為它們在內在上體現了代表時代最高水平的文學創作規范。這就說明文化藝術作品之間有一定的可比性,只不過這種可比性是綜合的、相對的、甚至是感性的,而且是動態的,但卻是存在的,正確的結論往往會為大多數人(很難要求全部人)所公認。同樣,對于一部優秀的志書,質量高的志書,即所謂良志,在行家通觀之后,就會有得出基本認同的結論,這說明,對于志書的鑒定,也有一種屬于眾所公認的潛在的評判標準。盡管這種標準至今還沒有一個很清晰的為眾所認同的表述,客觀上卻是存在的。  

  二、志書質量標準的綜合性與評估  

  志書質量標準具有復雜性和相對性,不等于志書的質量高下無法進行比較。只是說在比較中,不可能也不宜采用十分機械的辦法,不可能也不宜采用檢驗工農業產品的行業管理標準辦法,不可能也不宜采用什么與國際檢驗產品體系接軌的現代辦法,而應該用檢驗精神文化作品創作規律的辦法,用符合志書編纂規范的辦法。志書是一個大型的歷史文化作品,其質量構成有許多因素。因此,衡量志書質量也要從全面考量。一部良志,必須堅持全面的高質量。  

  從質量考量的范圍劃分,有對志書生產流程(編纂、出版工作的各個環節)的質量把關,對成品志書的質量評估。“志書質量控制”的提法適用于前一范圍。前一范圍又可以劃分為編纂和出版兩個支系。后一支系的主要操作者是出版部門,并已有了較為完備、相當規范的質量要求。因此,方志部門對志書質量保障的重點應放在編纂過程。我們所說的建立質量檢驗體系,指的是作為成品志書的質量評估。  

  成品志書的質量評估,既有形式上也有內容上的質量要求。形式上,有體例的規范性(體裁、框架)、圖片的可觀性(恰當、清晰)、文字的純潔性(語法、語體、用詞、標題、標點等)。內容上,有政治性、客觀性、豐富性、準確性(含數字的可靠性)、全面性以及特色性。有學者認為,內容決定形式,形式并不重要。但是,志書的形式既是志書的基本特征,又是制約志書內容的重要條件。在內容諸因素中,政治性、客觀性、準確性等問題修志者已有許多論述。而特色性是提升一部志書自身價值的亮點。特色體現在地方特色(如環境、文物、物產、災害、民風)、時代特色(如環保、人口、時尚)、存史特色(如熱點、焦點、人物、雜錄)。這還直接關系到一部志書的部類比例的問題,如一個著名的產煤區,其地方志可能要以較大篇幅記述煤的產銷及對當地人民生活的影響。一個歷史文化名城,其地方志就會以較大篇幅記述當地歷史文化的各種表現。就此而言,部類比例多少不能作硬性的規定,也不宜作為考量的量化內容。  

  對于志書成品的質量評估,還可以從總體與局部分別進行質量考評。總體質量評估如思想性、規范性、整體性、科學性、實用性等的評估。局部質量評估如對不同部類及分志、單元(大事記、人物傳、概述)的評估。  

  20多年來有不少方志理論研究者提出了具體的意見。如王宜斌主編《地方志續修指南》就具體提出了政治方面、資料方面、體例方面、分類方面、要素方面、行文方面、檢索方面、出版方面、創新方面等九個方面的質量管理、質量標準體系要求。甄人提出志稿審定驗收的基本標準有政治質量標準、資料質量標準、體例質量、文字質量等四個方面的標準,各個方面再細分若干方面的內容。他們對每個方面的質量標準,都有相當明確的要求。對每一個方面提出質量要求,是可以做到并較易取得共識的事,例如,文字規范,就是要遵照執行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標點符號用法的有關法律規定。現在的難題是,這些具體的標準之間是什么關系,如何結合實際去對一部志書作整體性的結論,如何將其綜合起來評判一部志書的質量是否屬于良志,又如何在這么復雜的前提下對兩部以上的志書之間分別其高下。  

  見于王振夫編著的《新方志編纂概論》擬出了《新編地方志質量評價表》,力圖采用定性評價與量化評價相結合的方式,“全面、公正、準確地評價新方志質量”。這是一個很可貴的嘗試:   

  1.劃分出具體的評價指標(共六個方面,總分滿分為1000分,其中體例、資料兩項為大項,各占200分,觀點、特點、語言、印制等四項分別為150分。各大項之下又分出二至三項)。  

  2.對各項提出了精、良、普、差四個等級的具體分數。  

  以上的做法,好處是將志書質量各種因素定量進行評估,但顯然還只是一個開頭,作為一個創新,其中有不少值得商榷之處。  

  1.有的項目之間的可比性不強,甚至不合理。如“觀點正確”不作為大項,其項下“實事求是、秉筆直書”只占75分,與“差錯率少”、“適用美觀”同等分數。試想一本志“實事求是”差,還能用“適用美觀”精來相抵嗎?再如,“資料翔實”中,“全面”與“準確”同占50分,對于志書質量的重要性來說,兩者是不能相提并論的。資料如果不準確,全面是沒有用的。在體例嚴謹中,所謂“嚴守志界”的含義不清,如果說的是不越境而書,那么,與“符合章法”就有重復之義,而且就影響志書質量的分量而言,兩者是不能相提并論的。當然,分數等級分得太細也不見得就很科學,正如本文開頭所說,這是因為志書質量的復雜性所決定的。因為,在某一部志書來說,可能嚴重影響其質量的某一方面是在其他志書看來不成問題的小項。  

  2.有的項目下分小項多,造成全項看似比分高,實際上被分割后,打分的結果可能占的比重就顯得不重要了。如上所述,語言分成兩項,其中的“簡潔流暢”占了75分,資料分成四項,其中的“準確”只能占50分,那么,盡管資料一項占了200分,語言只占150分,經過分割的結果是,語言的流暢比資料的準確還重要,顯然是不合理的。  

  3.有的內容是因地方而異的,不一定所有的志書都有這種內容,例如,“特點鮮明”所劃分的三種特點,在一些地區不一定同時都存在。這會影響志書編修質量的評分,但是,一個地方特點是否很突出,是一個客觀條件,而不完全是編輯者的責任。  

  4.將編纂質量與印刷質量混在一起評估質量并不恰當。  

  因此,在原有基礎上是否可以作進一步改進,對志書的質量進行綜合評估提出以下的要求:  

  一是只評估志書自身的編纂質量,志書的編輯出版質量分開評估,不應混為一談,不應該作為一個總分中的組成部分。“印刷精美”應屬于出版質量的評估。  

  二是實施單項質量評估是總體質量評估的基礎。將志書的質量評估,從內容到形式,從總體到局部,各個不可比因素科學地分解為單項,單項評估級別分為優、良、普、差四個等級,分別進行單項評估。評價表中的觀點、資料、特點三項指標,屬于內容方面的質量;體例、語言兩項指標,屬于形式方面的質量。既不否認形式在質量體系中的地位,又要體現內容在體系中占主要的地位,尤其觀點、資料依次占決定性的地位。如果說,總分占100分,其中內容應占80分:觀點(實事求是)占40分、資料占30分,特點占10分;形式占20分:體例、語言各占10分。  

  三是對七個單項評估的結果作單項質量分析。評出單項的前列者。如果評委組成是高素質的評委,是否可以設立一個綜合分,這是由評委根據對全志的總體把握的印象分,掌握在20分,其理論根據就是前述的文化作品有一個總體印象的抽象分的問題,用于彌補將具體分割之后無法體現對全志的總體印象的打分。  

  三、求真存實是志書最基本的質量標準  

  在志書的諸質量因素中,有個最基本的價值標準。新方志理論工作者對于什么是志書最基本的價值標準問題通過討論,終于有了較為認同的看法。李鐵映在全國地方志第二次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就志書的質量問題指出:“志書以真實、準確為本,這是志書的基本特征。唯存真求實、存史資治才可流傳百世。名志、良志都以其資治當代,通鑒后世而名垂。不真、不準,不能為明鑒。必須堅持求真存實,存史資治的要求。”基本特征決定了評志的基本標準。  

  從對舊志的評判上可以說明這個問題。例如,對章學誠這樣的修志大家,所纂修的《永清縣志》,是前人所推崇的良志,梁啟超所列舉的“經名儒精心結撰或參訂商榷者”,“斐然可列著作之林”的志書,就有此志。這部志書是否就體例完美,可以作為后人修志的楷模呢?從不同的角度看,有不同的看法。在這部縣志中,“列女列傳”及續補占了全志人物列傳53%的篇幅。我們不能苛求古人有當代人的思想觀念,不宣揚封建節操,但就這一內容在一部志書中所占比例之大來看,似有過當。志書體例講究述而不作,《永清縣志》中用了很大的篇幅發表議論,在所有各篇、卷開頭都要發表長篇議論,更有甚者,“前志列傳第十”近六千字中,竟以二千多字議論前史、舊志淵源記述的必要性,其余內容則是由知縣等四人分別為康熙《永清縣志》所撰的四篇序。這些內容與人物列傳并列,在體例上顯然雜蕪不當。這些抒發章氏理論主張的議論,有人稱是“研究章學誠修志理論、思想的重要工具”,但是,志書并非理論著作,今天的志書中如果夾雜長篇大論地議論修志主張,這樣編寫的話,肯定不被看好,也沒有人這樣寫。  

  那么,章學誠主纂的《永清縣志》的價值何在,正如重印者的再版前言所指出的,“記載了永清沿革、職官、稅收、地域、人物、民風民俗、社會用工、集日貿易、姓氏大戶等眾多內容,對當今社會各界人士均有裨益”。這應該是章纂《永清縣志》作為良志價值之所在。從這里可以得到的啟示之一是,對良志的認識,隨著時代的發展,標準也不斷變化,不斷完善。如在體例上是不斷完善;在認識上,有的是根本立場的改變,封建道德規范與新社會的道德規范不同,唯物史觀與唯心史觀不同。沒有不變的標準。啟示之二是,志書的價值有不變的標準,那就是存史的價值。這是我們衡量舊志價值的標準,對于新志有著重要的意義,新志也是志,要以真實的資料為現實服務,為后世服務,傳之久遠而價值逾顯,能夠存下多少真實有用的史料,是衡量志書價值的最重要尺度。  

  求真存實是志書的基本特征,也是志書最基本的質量標準。這是《地方志工作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所明確規定的。《條例》第六條規定:“編纂地方志應當做到存真求實,確保質量,全面、客觀地記述本行政區域自然、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和社會的歷史與現狀。”這種認識,有著充分的理由。  

  求真存實是志書最基本的質量標準,這是由于新方志所要堅持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之所以要堅持這一指導思想,是因為其科學性、正確性。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精髓就是實事求是,求真存實是其具體的表現。  

  求真存實是志書最基本的質量標準,這是由于志書作為一種信息載體,其最主要的功能是存史所決定的。“志書一定要可信、可用、可讀。不可信則不可能為志,還可能遺患于世。”可信的前提就是真實。  

  將求真存實是確保志書質量最基本要求的認識,作為明確的規定寫進《條例》,標志著廣大修志工作者通過對修志目的、志書性質、志書功能的長期探索,逐步擺脫違背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左”的思想影響的歷史轉折。在這里作一個認識的回顧。1983年在安徽徑縣召開的全國縣志座談會上,曾對新縣志質量要求進行探討研究。提出了五條基本要求:一要思想性強;二要資料真實翔實;三要突出地方特色;四要講究體例;五要文風端正。也有的把基本要求概括成六點:指導思想是否明確;體例是否合體;資料是否翔實;是否體現時代精神;是否突出地方特點;文字是否簡潔、流暢。五條說與六條說大同小異。其中最為明顯的是把思想性、指導思想放在首要。同時,對于求真存實的問題只是放在對于資料的質量要求這樣一個層次來要求。至于如何理解思想性強、指導思想明確,紀要是這樣表述的:“新修縣志必須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作指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體現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則。新縣志必須具備強烈的人民性,反映出我們時代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寫出對黨、對人民、對社會主義的熱愛,增強人民實現共產主義的堅強信念。即使記載工作中的挫折失誤,也只是為了引以為鑒,以便在建設更加美好的生活中少走彎路。”毫無疑問,思想性在志書質量中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質量問題,但是,志書的思想性必然受到歷史環境的制約,作為官書,很大程度上受著不同政治形勢下意識形態的制約,隨著時代的發展而顯示出其局限性。以今天的認識去審視上述對思想性強的要求,會感受到其不能適應今天思想要求的局限之處,例如,在這個關于思想性的表述之中,就沒有提到“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沒有提到科學發展觀,沒有提到和諧社會。新時期之前“共產黨的哲學就是斗爭的哲學”,信奉“階級斗爭,一抓就靈”,“與人奮斗,其樂無窮”。這與新時期黨中央提出的建設和諧社會的方針,有很大的轉變。在不同時期,思想性的某些標準可能是不同的。可見思想性一旦為政治性所制約,其標準是會產生變化的,但是,作為存真求實的標準卻應當是也可以是不變的標準。在不同時期,甚至不同社會階段,存真求實講真話,總是史家最為可貴的品德。  

  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在根本上說,強調求真存實與強調政治思想性應該是一致的,這種一致性建立在遵循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史觀的基礎上,但是,在具體問題具體環境中,卻由于認識等復雜的原因;強調政治思想性與強調存真求實并不完全一致。在編纂志書過程,是先有定論再去組織材料還是通過求真存實去得出結論的認識問題,在修志人員中并沒有很好的解決,造成了在許多編纂志書中必須面對的是堅持求真存實還是堅持政治性的問題。如,對某一地方改革開放中的存在問題如實記述了是不是對改革開放的否定。由此而導致在討論一些問題來不知所云的語氣。這里不妨回顧一段,1984年中國地方史志協會在京召開第一批已出版的新編五縣縣志學術討論會,會議紀要關于編寫新地方志的指導思想問題中,提出“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要有歷史的責任感,要紀實,但又不能受‘左’的或右的錯誤思想干擾,更不能用感情代替政策。有些事情可以暫時不記或略記,但不能歪曲歷史,杜撰史實。在某種情況下,考慮到國家和人民利益,寧可缺而不書,決不可憑主觀片面思想去改鑄歷史,穿鑿附會。我們承認志書的時代性和政治思想性,這與志書的科學性要求并不矛盾,把二者對立起來是不正確的。”這段話語氣的復雜反映了修志者心態的復雜,顧“左”右而言它的一些語境,可以作與時俱進的理解,卻有不少玄妙之處,實踐起來極難掌握。根本問題就出在雙重標準上。  

  確定志書內容是否存真求實,在實踐上的確有很大難度。難就難在一是評判者必須對所記述的地情確切了解真實的情況,才能判斷其是否真實(當然,也可以通過邏輯推理,但這種方法不能適用于所有的事物)) 。二是評判者受立場、觀點、條件的限制,自身對事物的認識有偏頗,片面而自以為是。三是事物本身的復雜性,使其現象與本質有一定程度上的差距,使記述者與評判者對事物的真相未必都能掌握。這就使得在具體問題上求真存實的這一標準的判斷,可能需要假以時日,甚至始終達不到真實的標準答案。四是評判者出于某種環境需要而不愿意對事物作出公正的評判。在這種情況下,志書編纂的存史意識自覺性就顯得更加難能可貴了。  

  四、志書質量標準體系的構想  

  2006年由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辦公室主辦的“志書質量標準體系研討會”得出一個基本一致的看法是:“志書質量是一個綜合概念、一個總體衡量標準,志書質量標準體系是一個全面復雜的體系,(包括)很多方面的內容。大體說來,志書質量標準體系可以分為幾個不同的標準,至少包括關于志書編纂、出版的質量標準和關于志書編纂的組織管理標準兩個方面。”我基本贊成這一結論,并對此提出進一步具體化的建議。  

  志書質量標準體系作為一個綜合體系,由志書編纂質量控制體系、志書質量評估體系、志書編輯出版質量管理體系三個體系綜合構成。這三個體系之間有一定的聯系,甚至有相同的方面,但具體的要求及應用不同。如評估體系的文字規范方面與編輯出版質量管理體系的校對要求方面,都涉及到錯別字,責任卻不一樣,前者是編纂者原稿的筆誤,后者是校對者的疏誤。志書編纂質量控制體系與志書質量評估體系都有資料的要求,前者是從工作流程的角度提出要求,后者是從成果表現的角度提出要求。主個體系都很重要,其中最為重要的是質量評估體系。編纂控制體系是為了保障達到這種質量標準要求的工作過程的要求。兩者之間的關系,一般說來是因果關系,編纂過程質量控制得好的,編出來的志書應該質量是保證的,但也不排除編纂者費力不太大而編纂出來的志書質量比較高,或者是編纂者費了不少力氣,最后編纂出來的志書仍有不少問題,那是有各種客觀或主觀的特殊的原因(例如編纂者自身的學識因素、外界干擾的因素)。至于編輯出版質量固然直接影響到編纂質量的兌現,主要責任還在出版單位,編纂者并不負直接責任。如原稿本來錯字率很低,由于出版過程的校對水平低而造成錯字不少,如果編纂者不介入校對,這個責任在出版社,如果編纂者介入這一過程,那就應將這一過程列進控制體系而不是編纂質量的問題。因此,三者之中,不存在可比性,不能列為各占什么百分比來合計評分。一不少論者將編輯出版質量體系的標準(包括印刷、裝幀水平),列為志書編纂評估質量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是不當的。  

  為使志書質量體系的對照評定,在各地千變萬化的情況下具有可以操作的實際價值,在考慮體系標準盡可能簡明的前提下,可以采用量化的辦法。對于志書質量評估體系總體的打分,可參考本文第二段建議。但是,要明白量化是一種被迫的消極的做法,因為大家都說精神產品不能全靠量化評定高低,事實也相當復雜,因此,這種量化的標準只能是越粗越好,‘越細就越容易造成不合理的結果。不宜定得過細,要在定性上下工夫以彌補定量上粗的不足。既要有量化的可比性,又要有定性的靈活性,以解決原則與個體之間的聯系。基本達到上述要求的,稱為合格;較好做到的,稱為良;相當好或有較好創新的,稱為優;不達到上述要求的,稱為差。此外,按照三級志書的不同層級、在各個具體的單項內容上,應考慮有側重不同的具體要求(如縣志在地方性上的記述力度應當更強些,在民情風俗、社會生活上就該記述得更加細化些,典型例子應該更具體些)。質量評估不要面面俱到,要抓住主要的問題,至于封面怎么署名、序寫什么好之類的問題,不必作為質量的評估內容。避免以小障大。  

  下面是三個體系的質量標準的構想。  

  1.志書編纂質量控制體系。  

  其內容包括七個方面:組織機構.(機構的全面落實有效,專兼職修志人員的素質保證措施);訂立凡例(對編纂規范有效制約,表述簡明);篇目設計(科學規范);資料收集(全面、充分、可靠);志稿編寫(內容存真求實,體例、文字符合規范);評審志稿(評審的科學性、權威性);總纂(對全志質量的整體把關與全面提升)。  

  2.志書質量評估體系。  

  其內容包括總體和局部兩大分支。兩大分支是平行評估,同等分數。  

  總體包括兩部分五個方面:  

  一是內容,含觀點正確(史觀正確,遵守法紀,杜絕政治化),資料翔實(全面、充分、真實、準確),特色鮮明(地方性、時代性);  

  二是形式,含體例嚴謹(分類合理、歸屬得當,體裁得當,標題得體,處理好交叉重復),文字精煉(規范、樸實、流暢)。  

  局部包括不同體裁(含志、述、錄、記、表、圖),不同部類(自然、政治、經濟、文化、社會、人物),不同分志提出不同要求。  

  3.志書編輯出版質量管理體系。  

  國家關于圖書出版物的質量管理要求也適用于志書。有特殊要求再作補充。  

  (廣州市委黨史文獻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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